资料图片：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是我国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1985年，刘先林及其科研小组研制的正射投影仪问世，结束我国的航空测量精密仪器百分之百依靠进口设备的历史。2005年，我国摄影测量大型仪器设备的国产设备使用率为95％，而且设备已经向发达国家出口。测绘界使用的都是高级精密的设备，从这种设备的纯进口国到出口国，从测绘界的弱国到在世界航空摄影测量方面居世界领先，内行人评价，刘先林在其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这是刘先林在新研制的航空摄影仪前分析仪器结构（7月28日摄）。（记者 袁满 摄）

　　新华网北京８月６日电 （记者朱玉、万一）刘先林不是一个满口豪言壮语的人。

　　乍一看，他像个刚刚从台上领了奖、带着红花下台的老工人，腼腆却有着压不住的喜庆；但往深里接触，大科学家的智慧和光辉就会扑面而来，藏也藏不住。

　　数点刘先林的科研成果，介绍者用了“大量”一词，因为只说一两项，完全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就之大、成果之多。

　　在一些必须出席的会议上，刘先林发言。发言毕，他会拿张破纸或一个小本，在上面写写画画：他的许多发明创造就由此而来。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表达感情的含蓄，刘先林对、对国家，哪怕是爱得心里滚烫，口头上却没有太多热乎乎的话，一如对他的家人。

　　表达得最热烈的一次，是有一年的“七?一”，刘先林作为优秀员上台发言，他抱了一迭红红的得奖证书上去，边发言边让大家看。红红的证书证明了刘先林的成长经历。

　　还有，刘先林会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搞自己的仪器，要把国外的机器挤到仓库里去。

　　让刘先林自己说出自己的缺点，他会说，自己没有管理才能。当年刘先林从项目组的组长被直接提拔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他不觉得自己把院长干得多么出色。

　　周围的人对此的客观评价是，刘先林善于管理，把科研到市场开发搞得有声有色，每个科研人员都对他心服口服。他在院长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但对一个硕果频出的大科学家来说，担当行政职务是一种自我牺牲。

　　大家拿刘先林的白发说事。那时，刚过４０岁的刘先林正在攻克拟合等高线函数的难关，写程序，这个艰苦的脑力劳动让刘先林生来的一头直发根根皆白。

　　以刘先林的名望和地位，他就是一直挂在院长的职务上，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是，对于刘先林来说，衣着可以马虎，但有些事决不可凑合。

　　在国内的测绘仪器占领市场前，是国外机器一统天下，国家为此花费了巨额的外汇，买进来的有时是一些报废的机器。

　　绝大多数人都会为此痛心，而刘先林会为这事进行一连串自问：国家的钱外流是谁的责任？因为国内没有同样水平的机器。为什么没有高水平的机器？因为科技人员没有发明出来。为什么科技人员发明不出来？问至山穷水尽处。然后，作为科研人员的刘先林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刘先林与瑞士厂商谈判引进解析测图仪事宜，他看到外商出示的清单中一个拷机程序竟漫天要价到５０００法郎，刘先林不是外行，一句话就道破这个程序的奥秘，于是对方马上把价格降到１０００法郎。

　　刘先林曾向一个专做中国生意的外商表示，中国仍然很穷，买不起太多的昂贵进口设备。没想到那个外商竟然连问三声：“中国穷？”在那个外商看来，中国能花很大的价钱购买很一般的东西，怎么会穷呢？

　　在德国，一位解析测图仪专家向刘先林演示他设计的仪器，他拿出示波器，打出复杂的波形给刘先林看，并说：“这种复杂的光机电综合仪器你们搞不了，还是研制单纯光机型吧。”刘先林当即把他要演示的下一幕提前道出来，刚才还感觉良好的德国专家只好尴尬地收起了仪器。

　　外人根本无法了解刘先林曾因为国外机器驰骋中国市场，忍受过多少内心的撞击和疼痛，但温和的刘先林曾经为此扔出很重的话：“他们骗我们中国钱！”

　　作为从事航测仪器研究的专业科技人员，刘先林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推销国外仪器，可以赚大钱。二是搞自己的仪器，把这个市场夺回来。

　　时已老年，刘先林顶着一头耀眼白发说：“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搞国产化仪器最重要的原动力。”

　　长期以来，国内航空摄影测量一直是采用基于胶片的航空摄影仪。这种摄影方法成本高，对天气条件要求苛刻，在一些一年也没有几天理想天气的地方几乎无法工作，而且不能当场看出航摄效果，在数据处理效率等方面也有欠缺。进口仪器价格极为昂贵，一套１６００多万元，而我国目前已累计进口１０多套，耗资巨大。

　　还有一条也让刘先林难以忍受，进口机器里有一个关键部件，中国不能生产，别说技术，有关国家就连产品也不卖给中国。为解决中国测绘发展的瓶颈――图像采集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航摄机器，就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数字航空摄影仪。

　　已过退休年龄的刘先林又一次出山，４年时间，外行人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数字航空摄影仪摆在了人们面前。它在多个方面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精度的突破将使摄影测量的应用领域大大拓宽，过去不能做的将变成可能，并可以由此延伸出一系列的实时航空摄影测量全自动后处理软件及解决方案，会引发整个测绘行业的一次变革。

　　内行人说，经济建设发展、政府的科学决策和国家的信息化建设都需要用测绘结果来说话。原来一比一万的地形图，测绘一次要一年多，现在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完成，地图的更新速度可以加快，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如果有地区发大水，只需用测绘结果做一套洪水淹没系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水位上涨１米，灾区的人应该往哪里转移；新农村建设，村村应该有规划图，这在以往完全是天方夜谭，现在可以做到了。

　　坐在一个颇有沧桑感、业已磨掉了漆的硬板凳上，刘先林感叹：“坐硬凳子，才能搞出硬产品。”

　　看着别人惊异的目光，刘先林解释说，当地路况不好，拖拉机又没有减震设备，坐着开不行，会患胃下垂。

　　刘先林在干校还发现当地有一些联合收割机，但是从来没见用过，老百姓还是手工收割粮食。他一了解，原来是他们不会用，买来就是拆零件用。刘先林觉得非常可惜，第一次接触到农业机械的刘先林经过钻研，居然让这个庞然大物运转了起来，调校好的收割机每天可以收割３００亩麦子。

　　刚参加工作时，同事们业余时间爱下象棋，刘先林开始不会下，他看着看着就学会了，而且棋艺提高很快，没多久就能战胜老棋手。

　　刘先林游泳可以从河道的水闸下翻过去，号称“水鬼”；刘先林在学校舞会上一个人变成一支乐队，刘先林学小提琴一个假期就敢上台表演，而且水平很高……

　　他看到了科研的本质――开发。刘先林认为，科研成果的开发十分之一在实验室里，剩下的十分之九在实验室外，他要抓住这个本质，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送到用户手中，还要手把手教用户怎么用。

　　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企业，至少刘先林是这样认为的。他期望，用企业机制去推广产品，如果发明要两分力气，那么推广就要八分力气。所以，他在１９８９年就积极推动单位成立了公司。

　　与他人有别的是，刘先林的重点都是放在成果通过鉴定之后。成果一旦研制完成，刘先林就要以最快的速度亲自完成成果的转化。

　　目前，国内进行成果转化，往往要先写论文，开鉴定会，讨论如何推广、如何使用、谁来投资、谁来买，这个过程要用近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成果完成１０个月以后还滞留在实验室。

　　刘先林不能忍受时间这样白白耗费，在他看来，经过市场的检验，能在市场中站得住脚才是对成果的最好鉴定。就在大家为ＪＸ－１和ＪＸ－－３解析测图仪研制成功而欢呼的时候，刘先林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填补空白，更需要填补空白后的开花结果。”

　　刘先林和同事们采取了与众多厂商不同的闯市场的方法。他的办法是深入生产单位中，了解作业员的需求，按照这些需求来研制和改进仪器，使仪器更方便操作，让作业员觉得好用。因为，一线作业人员提出来的问题往往是最具体、最刻薄的。因此，刘先林的仪器销售基本上是用户用顺了手，再回来找他买新的机器。

　　尽管时间紧，但刘先林总要亲自做售后技术服务。他认为，国产仪器能否推广，与应用很有关系，如果用户一开始就用不好，马上就会被否定掉；如果坚持用下去，就会越用越好。

　　同事们说他，你是院士，这种维修服务，派个人去就可以了。他说，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我自己亲自服务，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

　　多年来，刘先林体会最深的是，仪器设备能否在市场上推广，最关键的不是其性能，而是许多细节需求问题能不能满足，满足了就用得上，否则就用不上。

　　对这些细节服务，刘先林必须亲自去了解，他根本想不到要拿院士的身段，反而要手把手地做出来，甚至像一个真正的老工人一样，钻在桌子底下，解决给用户看。

　　刘先林说，跟外国产品比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外国货维修人员往往来不了这么快，来了还未必能解决。

　　刘先林心疼自己的机器像心疼亲生孩子一样，“卖出去的仪器就像个最小的儿子，要跟到那里去照顾，才能成长。”

　　随着仪器销售量增多和升级，刘先林便采用热线电话来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办法，是让用户通过网络或邮局把问题发过来。

　　刘先林手下的技术人员说，机器没上市之前，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问题。上市之后，几百个吧，一一解决。

　　情急于社会上众多科研成果鉴定之日就是寿终之时，不能走出高楼深院的现实，刘先林说，应该在科研成果问世５年后再鉴定。

　　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国家和测绘局共投资８０万元，目前，这个产品销售额已在１亿元以上，已为国家完税２０００万元。

　　同行兼同学李德仁院士赞扬刘先林：一个科学家要拿小钱做大事，不要拿大钱做小事，更不要拿钱不做事。刘先林就是一个拿小钱做大事的人。

　　很早的时候，刘先林曾动手用各种废零件组装过电视。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收到的是关于大连蛇岛的小蛇孵化后脱壳而出的节目。

　　刘先林对电视机的痴迷因为家里一次口角而受挫：刘先林妻子生了气，把电视机从三楼的窗口扔到了楼下。

　　刘先林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经常需要把妻子带在身边上班。因为，妻子的身体不好，情绪不稳定。

　　为避免她在家里太孤独，刘先林有时出差也带着她，但从不用公费，路费一定要自己出。

　　刘先林说，妻子每天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睡不好，就会发火，火气大得吓人。

　　刘先林每年从科研产品的开发中，有几十万元的收入。为了让妻子心情愉快，家里钱怎么花，刘先林全听妻子的，出去吃饭，点菜也都听妻子的。

　　当妻子面对着众媒体、几乎不避讳地吐露一连串对他的抱怨时，刘先林一直保持着一种姿势：身体倾向妻子，温和地微笑，一次次地替妻子打开麦克风，生怕坐在远处的媒体听不清妻子指责他的话。

　　那时，工作忙起来，刘先林只能把家一扔就走。当时父母年近八旬，两个孩子很小，全家都扔给了妻子一个人。

　　在整个采访中，刘先林只有两次提到“责任”这个词，一是提到国家，另一是为了妻子。

　　于是，人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匆匆忙忙从车里下来，在路边摊买了两样青菜，又小跑着回到车上，驾车离开。

　　当年有个到过他家的同事说：“刘院士真可怜，他家乱七八糟的，锅摆在饭桌上，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自己蹲在凳子上吃。”

　　曾与他做过邻居的同事回忆，刘先林家里的锅经常烧干，但，从来听不到他指责妻子的声音。

　　饶是如此，刘先林还在检讨自己年轻时不懂事。一次出差去广州，４０天的时间没有给妻子打一个电话，回到家一看，妻子抑郁得近乎木然。

　　从此，无论出差到哪里，刘先林每天晚上给妻子打半个小时电话。起初，每天晚上的电话可能略带有隐忍的成分。但后来，刘先林说，每天晚上不听她唠叨半小时，我睡不着觉。

　　刘先林的两个儿子，针对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斯文而有礼貌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当时，记者在提问中，说刘先林因为工作忙，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两个儿子回答，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很佩服父亲，他让我们看到了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

　　已经事业有成的两个年轻男人回忆起父亲的慈爱。一个人说，忙碌的刘先林发明了一种“刘氏肉沫面”，做给孩子吃；另一个人讲，小时偷喝别人的汽水，父亲知道了，并未厉声呵斥，只是和缓耐心地讲道理。

　　刘先林中年得子。已是少年的长子学骑自行车，年过半百的刘先林气喘吁吁地扶着自行车跑，为宝贝儿子“保驾”。

　　小儿子回忆起当年，声音甚至有一丝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他说，听了爸爸的话，不知怎么回事，我当时就很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