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志的新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写的是1949年到1966年“”前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是一部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创性著作。经征得薄老同意，现将该书上卷第二十章《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6年我国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党中央从新形势、新任务出发，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这是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也是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体现。

　　我们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是重视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明确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并继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的优秀科技干部，否则就很难完成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党和国家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强调：“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工业农业生产、运输交通、物资交流的扩大，以及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具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和一定业务能力的干部，特别是工业技术干部。”据统计，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万多人。其中有些部门科技干部增加得相当快，如地质工作人员在解放初期还只有160多人，到1955年，根据地质、重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等4个部的统计，仅地质方面的工程师就已经增加到497人，另有高等学校毕业的各种技术员3440人。而且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有关现代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等方面的设计和施工的知识、技术，在大型机械、机车、轮船等方面的设计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从1952年到1955年，我国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已有3500种左右，少数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达到240多种，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基本达到苏联当时的水平。这些材料说明，广大知识分子正在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建国之初，我们主要是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到1955年初，毛主席提醒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说：“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在这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的全面铺开，大批新建扩建工厂的陆续投产，旧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生产建设中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我们愈来愈感到建设人才的匮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愈来愈感到这方面的矛盾很突出。主要表现是：

　　1.科技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据统计，1952年底全国总人口近5.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这40多万科技人员按门类分，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多人，教学人员12.1万多人，农林业技术人员1.5万人，科学研究人员仅8000人。到1955年底，各类科技人员虽有了较大增加，比如科研人员增加到1.8万人，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增加到21万多人，但与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至少需要培养一二百万这样的专家才行。当时，我国高等学校每年只有几万名毕业生。同苏联等国家比较，在校高校学生，我国平均每1万居民中只有5个，苏联是86个，波兰是50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更多了。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要想尽快改变面貌，建成先进的工业国，仅有这点数量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是很难办到的。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量的各个门类的科技人才，提到日程上来了。

　　2.对现有知识分子的使用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当时我们党的干部，大多刚从农村转人城市，忙于政权建设和国民经济及其他事业的恢复，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无暇顾及，重视不够，或者对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有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进步和重要作用，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解决实际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使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有的单位对教授、科学家不够信任，不尊重他们的职权。党内决定的事项，群众已经听了传达，可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专家还不知道，使他们难于开展工作。一位从事真菌名录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需要查阅全国植物病虫害分布情况等方面的资料，农业部门却不肯提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不当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写书签，到陶瓷科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派他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23名工程师，其中16人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却分配他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通木匠去种田”之感。有些科学家、教授社会活动过多，如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有3005人。这些现象虽不很普遍，但在一些部门和单位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中央曾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写出了许多专题报告，其中有：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等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3.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据统计，解放初期全国的科研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总共才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但全部研究机构只有22个，研究人员200人。按4.5亿人口计算，全国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1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1名科研人员。学科和门类的空白点很多。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发展到380多个，研究人员增加到9000多人，学科门类也有所增多。广大科学工作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恢复、发展生产，建设一批重点工程，解决了某些技术难题，并进行了地质勘探、资源调查等工作。在理论科学方面也有了某些进展。但是，这些进步还仅仅是初步的，不仅对一些重大的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连某些一般性的问题，也还解决不了，还需要依靠苏联等国专家的帮助。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开展，特别是在最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方面，更未提上议事日程。原子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几乎还是空白。某些原来较有基础的学科，虽然几年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比，差距仍然很大。

　　这些问题如不采取措施抓紧解决，要缩小跟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就是一句空话，更不要说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了。

　　1955年11月23日，毛主席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总理负总责，彭真、陈毅等同志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着手筹备。第二天，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毛主席、周总理都讲了话，提醒各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党委把知识分子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认真组织讨论，准备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材料。10人小组和各部门、各地区党委的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开好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二）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重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着重研究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

　　周总理的报告，从党面临的任务说起，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包括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政治、思想、工作状态，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的着重点，是传达和阐述毛主席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也是周总理在这次报告中提出的。这里，我简要记述报告中的若干精辟论点。

　　周总理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162页）。我认为，这是周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是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他的话，在当时干部中间还存在歧视知识分子倾向的情况下，无疑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宽慰和激励。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或报告的传达，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包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又在旧社会工作过的知识分子，纷纷写文章或发表讲话，用亲身经历叙述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予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决心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说，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出了他们今后应当遵循的方向。广大知识分子今后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自我改造，积极进行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青年数学家谷超豪表示，一定不辜负党所赋予的艰巨使命，在苏步青教授的指导下，发挥集体的力量，开辟新课题的研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成绩。著名哲学史专家、老教授冯友兰表示，他拥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愿意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一份力量，并提出了给知识分子创造有利条件的五项建议。

　　周总理在报告中还尖锐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6页）。同时，也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和弱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但是，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面前，不能不日益受到强烈的影响，并且从中国的新生中看到全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互相关联的命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3页）周总理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给知识分子很大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努力工作、跟上时代步伐的紧迫性。

　　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原则的解决办法：（1）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有益于国家的专长；（2）充分了解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有职有权，尊重他们的意见，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提倡学术讨论，对他们的创造发明进行试验和推广；（3）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他们至少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4）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这是当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这些办法的贯彻执行，解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周总理在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任务时，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在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人类正处于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他认为，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的进步，已经把我们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必须抓紧时间，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他提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计划。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专家局，统一规定和管理有关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到会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谈知识分子问题和向科学进军的话不多，但分量很重。我记忆比较深的有这么几点：（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毛主席的话，给人很大的启迪。这不仅使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认识到在技术革命中自己是主力军，报国有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同时，对于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干部，也给予了深刻教育。

　　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举行会议，依据周总理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话，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传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知识界很快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化和各种业务学习。当时我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建委机关曾组织了各种学习班，并聘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定期为干部讲政治经济学。

　　由于全党的努力和重视，到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达到196.9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3.6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加到30名，比1952年增长了3倍。新中国的建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向科学进军热潮的兴起，激励着海外游子，一批在国外工作多年的优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先后毅然返回祖国。这里有建国初期回来的吴阶平、邓稼先等，有1956年前冲破西方一些国家阻挠回来的钱学森、汪德昭等，有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回来的林兰英、张文裕等。他们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意义深远，时间越久，越显示出它的思想光辉，迄今仍有指导作用。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由于1957年春夏之交，极少数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改变了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导致了反斗争的扩大化，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上，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种变化，给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损失。

　　1956年至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涉及高科技领域和应用技术以及培养人才等多方面的课题，需要集中大批专家和全国的协作才能完成。

　　1.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了规划制定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制定科技发展长期规划的任务后，中央确定由周总理亲自挂帅领导这项工作，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进行研究，国务院成立了由科学院和各部委办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10人小组，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为了解我国科技工作现状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毛主席和少奇、恩来、陈云、彭真等同志在怀仁堂专门听取科学院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等同志作的报告。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陈毅同志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李四光同志和我任副主任，张劲夫同志任秘书长，科学规划10人小组成员都任副秘书长。由于这项工作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搞过，国务院和规划委员会都倍加重视，多次举行不同类型的会议，充分听取各方面科学家、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制定规划的方针、原则、重点等逐步取得一致的认识。中央调集了600多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并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规划编制的实际工作。他们一面消化国家计委制定的国民经济长期计划草案及各部门已拟订的生产和科学技术长远规划，以弄清整个国民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具体要求；一面接受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苏联顾问拉扎连科的建议，邀请16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来华短期讲学，使我国科学家及时了解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向。然后，大家分工合作，经过半年时间的辛勤劳动，编写出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纲要（草案）。后来，因陈毅同志调外交战线月任命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的科研工作原来就由聂帅主管，现在中央作出这个决定，可以更好地统筹兼顾，使军民一体，把全国科研工作纳入全面规划。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随后也作了必要调整和充实。聂帅身负重任，领导有方，全身心地扑在这项工作上。他在原规划纲要（草案）的基础上，组织规划委员会多次开会研究，着重讨论规划制定中出现的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修改补充和完善规划的意见。每次会后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都及时地作出指示。12月下旬，规划纲要的修正草案拿出来了，中央立即将草案连同陈毅、富春、荣臻同志联名写的关于编制科学规划的工作报告转发各地、各部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应。同时，还将规划纲要包含的各项任务和基础科学学科规划的说明书，寄到苏联征求意见。苏联科学家仔细研究后，对每个项目提出了书面意见和建议。1957年，我国政府派出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科技代表团，与苏联科学家进一步磋商，交换看法，并洽谈确定122个科技合作的项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既注重出成果，又注重出人才，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受到科学家们的称赞。

　　2.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对规划的正确制定和组织实施起了重要的作用。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着重指出，我们制定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页）。这个指导思想告诉人们，要加快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不注重世界已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取得的成果。假如我们关起门来，“一切都自己从头搞起”，不学习和利用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成就包括苏联的成就，那就不能实现我们预计在12年要达到的目标。在规划制定讨论过程中，大部分同志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应该坚持自力更生，但世界上已经搞出来的先进科技成果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财富，我们不应该对它持排斥态度。正确的方法是，只要人家愿意提供和帮助，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利用和掌握这些先进成就，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创新、提高，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郭沫若同志当时讲过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铝镍钴合金是生产部门十分需要的产品，我国曾花费很多精力研究它的冶炼方法，一直未能奏效。后来知道日本早在20多年前已经取得了研究成果，苏联也早在1936年将这种冶炼方法研究成功并投入了生产。我们完全可以直接从苏联获得整套设备、资料和图纸，而不必再走回头路了。苏联顾问拉扎连科也一再表示，苏联可以把从理论到工艺方法的科技成果都传授给中国。他说：“我来中国前，得到科学院领导及其他方面的指示，中国可以从苏方得到任何援助，包括可以派比已议定的名额多几倍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可以从苏联得到所有的科学情报，只要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来。”对苏联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总理在听取规划委员会负责同志汇报这个问题时，赞成大家的意见，并富有远见地说，我们要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和技术，采用世界的先进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去。当然，根据我国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我们在选择和确定科研项目上要重点发展，以避免分散力量。我国发展科学技术采取“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这个方针指引下，我们的科技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务57项，共有研究课题600多个。整个规划加上它的附件，全文达600多万字。这57项任务都是经过大批科学家反复论证，围绕我国今后十年左右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需要提出来的。努力完成这些任务，就可以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满足经济战线的需要，使我国科学技术的某些重要和急需的部门在12年内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又讨论确定了12个重点项目：（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超高频技术、电子计算机、遥控技术；（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等奇缺资源的勘探，开矿基地的确定；（6）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系统，探寻新冶金技术；（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的综合开发；（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11）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对这些重点项目的前10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少数同志对后两个项目有不同意见。经过热烈争论，对（11）项，聂帅的解释说服了大家。他说：“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件小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果我们的医学科学不把解除亿万人民的病痛列为重点，那么我们的科学规划怎么能谈得上是造福人民的规划呢？”对（12）项，从讨论一开始就有分歧，有人说，我国科技发展还处在初创阶段，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有着大量的科技问题急需解决，现在发展应用科学是当务之急，不应再牵涉精力开拓别的领域。大多数人则认为，我们现在着重发展应用科学是对的，主要精力也要往这里投入，可是理论科学作为应用科学的基础，我们绝不能放松，也要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正确处理好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这一点，周总理看得更远，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他的意见，博得了大家的赞赏和同意。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制定的这个长远规划是宏伟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它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有了这个规划，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密切配合，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从而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决心和信心。

　　在这个规划指导下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巨大的。1963年，国家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绝大多数科研项目都已完成，并且已经运用到生产建设中。我国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7年时间完成了十几年的工作量，大大缩小了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从科技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上看，全国科研机构（国防系统研究机构除外，下同）由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962年的1296个，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从1956年的6.2万多人增加到1962年的近20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的有5.5万人，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达到2800多人。从科研成果看，规划任务的实现，解决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填补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空白，加强了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并为以后科学技术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里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1956年9月才开始筹建并同时开展科研工作的电子学研究所，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科技成果100多项，其中有49项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获得广泛应用，有3项获得1964年全国工业新产品奖，有4项获得中国科学院1964年度优秀奖，有50多项在实验室获得完整的或重大阶段性的成果。又如，我国曾被认为是一个贫油国，1949年全国石油年产量不过12万吨。建国后，在以李四光为代表的著名地质学家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我国独创的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和油气聚集规律，揭示了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地带具有广阔的含油前景。经过勘察、钻探，相继发现并开发了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从而推翻了“中国贫油”的观点。1963年起我国实现了石油自给，从此结束了依赖“洋油”的历史。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在原子能、火箭技术重大突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1966年10月27日，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发射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氢弹试验成功。美苏两国由拥有到爆炸氧弹，都用了10年时间，而我们只用了3年。1968年春天，我们又完成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一切准备，1970年发射成功。这些尖端技术的掌握，证实了我国的科技工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科技人员的智慧并不逊于外国人，中国人民是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

　　我深深感到，要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但仅有正确的决策，而无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有力的组织措施，也是不行的。实践证明，指导思想和目标明确，规划的指标恰当，实行全国大力协同，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形成拳头，锲而不舍地攻关，就一定能取得预期的较好效果。反之，如果规划脱离实际，指标订得过高，要求过急，组织措施不得力、不落实，那就会带来损失。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也有不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我国科技工作重新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经过40年的奋斗，总起来看应该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发展速度要快些，发展水平要高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全国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结果，我们要倍加珍惜。面对今后更加艰巨的任务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们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信心，继续拼搏，勇攀高峰，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建国后，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曾发生过多次摇摆？直到现在也还不能说已经解决好了。这中间有客观上的各种原因，也有我们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中的失误。这里想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是建国以后的长时间内，我们没有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古人说：天下可以马背上得之，不可以马背上治之。意思是说，取得天下、巩固政权后，应该赶快由“武功”（以武力取得天下）转入“文治”（经济建设，治理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变。为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来为国家的治理和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服务。回想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是认识不足的，见事迟了。究其原因，主要是进城之后，我们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多是从战场下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这是很自然的。而这些干部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过去同知识分子接触又很少，不熟悉不了解他们的特长、心理、工作方式，生疏感甚或加上某些不信任感，影响了对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和工作支持。按理说，担负领导职位的干部，不善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不善于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用其所长，开拓进取，至少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职。这样的教训不少。当今世界进入高科技的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如果我们不吸取历史的经验，最大限度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将不但很难缩小，而且会越拉越大。

　　二是在对知识分子使用的问题上思路太窄。我们过去往往总是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不全面的。然而长期跳不出这个“模式”的束缚，几乎成为一个痼疾。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情况各异，专业不同，怎么可能都按这样的“模式”去套呢？其实，知识分子只要热爱祖国，拥护，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就应充分信任他们，大胆地放手使用他们。他们有多大本事、多大才能，就应该放到与之相适应的岗位上，包括关键的领导岗位上，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本事和才能。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只要愿意抗日，热爱祖国，我们就欢迎，就大胆使用。我们尝到过这方面的甜头。我在山西新军时就大量吸收了由平、津奔赴来的爱国知识青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三是过去的多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挫伤太大。当年我们党开始提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知识分子是种什么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一片衷心拥护，兴高采烈，积极性很高涨，学术探讨空气也很浓厚。在那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出成果、出人才。可惜，这样好的形势好的局面没有能坚持发展下去，被后来一个又一个运动打断了。特别是有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过不了关，或者受到了冲击批判，或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使他们的报国之忱和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而一旦伤了“元气”，往往是多少年恢复不过来的。这个历史教训太深重了。当然，并不是一切领域都是这样。应该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要小些，而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就大多了，损失也更为严重些。我这样讲，并不是讲知识分子就十全十美，可以不严格要求，可以采取放任的态度。而是说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缺点、弱点，是毫不奇怪的，也不必求全责备。要相信他们身上的一些不足，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逐渐得到克服和改变的。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做积极引导工作，又要有耐心，而不能急于求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工作、生活环境比过去都大有改善。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党和政府也正在继续努力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相信，广大知识分子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他们深知国家有困难，人民不富裕，是能够同群众同甘共苦，共济时艰，奋发图强的。但是作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却要时刻想一想，经常查一查，在关心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上是不是已经尽心尽力尽责了，凡是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事坚决做到，如此坚持做下去，积以时日，必有成效。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就会从中受到鼓舞，就会更加自觉地为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