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确面临着复苏的困难，但同时也要看到结构调整的机遇。在重视制造业的同时，要摒弃提升制造业比重的惯性思维，看到服务业对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各种迹象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复苏之中，但内外部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复苏的动能也难言强劲。现阶段中国经济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未来经济前景如何？我们特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建言献策，在国庆节期间推出“把脉中国经济”系列评论，试图解答部分疑问。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波动式的艰难的恢复趋势。从好的方面来看，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和岭鹏产业与创新研究院（原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联合开发的大数据指数显示，经济的确处于恢复的趋势之中，9月的工价数据更是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同时，从一些生活服务业大平台数据来看，消费的恢复趋势也基本上是确定的。为了有效地提振经济发展的信心，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民营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复苏、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一系列举措都在加快推进。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谨慎消费、谨慎投资、缺乏信心的现象似乎仍然不能说得到了根本的缓解。

　　人们都说今年是改革大年，各个层面也在说要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的是，当年解放思想的关键是要将工作的中心全面转向发展经济，同时破除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当前，社会各界关于要发展经济的目标并没有出现分歧，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似乎也是共识。那么，解放思想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当下的经济发展又面临着怎样的制约呢？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人均GDP如果按照去年年底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今年如果再达到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我们的人均GDP将跨越13000美元，这是在国际上划分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看GDP中的占比，2021年服务业已经达到53%。去年是因为疫情冲击，服务业占比略有一点下降。2021年服务业就业的占比数据达到48%，从一、二、三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来看，一产和二产的就业增长都是负的，只有三产就业是正增长。如果不是因为当前仍然存在户籍制度等一些对于城市化的阻碍，服务业的占比也肯定超过一半。

　　一段时间以来，“制造强国”被很多人理解为把制造业的比重提高，甚至认为只有制造业才是“实体经济”，把服务业都不认为是实体经济了。事实上，制造业越强，其实制造业比重越低，相反服务业比重越高。为什么呢？有两个驱动力：一是制造强国以后，制造的强大，大量来自于为制造业赋能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研发、设计、品牌、消费者的服务等。二是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制造强国带来的结果一定是人们越来越高的收入和越来越多的消费，而消费的升级，会体现为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持续上升。由于以上两个因素，如果算比重，制造强国以后，反而制造业比重变得更低。如果大家一定要强调制造业比重，不妨思考如何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的比重，而不是制造业在本国内部的比重。

　　从数据上来看，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的发展阶段相比，服务业占比是偏低的，并不存在“过早的去工业化”。从地方政府的行为来说，也普遍更重视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更容易收税。从体感上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想买一个制造业的商品，没有什么是有钱买不到的。人们觉得质量不够好，或者觉得供给不够的，反而是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全是服务业。未来要推进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和相互赋能，而不是把二产和三产对立起来，否则，要么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进而不利于制造业，要么不利于消费服务业，进而不利于提振消费内需和改善民生。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到来，传统的思维和政策实施方式需要做出调整，这恐怕就是当前思想解放的关键问题。

　　首先，前置的标准化的产业政策需要调整。在工业化时期，制造品的好与不好，在功能上很容易被事先判断，而且在功能上的好与不好，人们的意见较为统一。这时，前置的标准化的产业政策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人们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而且服务（包括制造品附加的服务，如设计）很难事前被界定好坏，即使能事前界定，人们对于好坏的标准也不一致，这时，前置的标准化的产业政策就失去优势了，甚至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比如，在服务业里，如果简单粗暴地定义好与坏，事后却发现得不偿失。在对待游戏产业时，人们曾经支持对其进行管制，但事后却意识到，游戏产业里有大量元宇宙的技术。事实上，服务消费是能够推进科技发展的，比如，平台生活服务业能够积累大量大数据资源，医美产业能够大力推进生物医药科技，文化演艺产业能够推进声、光、电等精密仪器的发展。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创新要更多依靠基于法治的政策稳定性和舆情的包容性。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在有些领域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或者越来越接近世界的前沿，创新已经不能再基于模仿了。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接下来新的创新领域吗？展望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可能只能在大的方向上有一些共识，比如说生物医药、生命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但对于什么是可能成功的路径，我们并不知道。

　　以最近爆火的ChatGPT4为例，哪怕在ChatGPT3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ChatGPT4可以焕发出这么大的生产力，甚至今天ChatGPT4具有的某些功能，连专业的工程师都没有想到。因此，正如OpenAI两位科学家在一本书中所写的那样，“伟大是不能被计划的”。由于创新有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引领的创新优势往往在企业家不愿意做的领域，比如航空航天，民营企业认为投资太大，不确定性太大，看不到回报，这个时候要靠政府推动。而其他大量创新要让位于民营企业，去激发它的创造力，让市场去筛选成功的创新路径，挑选真正成功的创新者。

　　也正因此，创新需要基于法治的政策稳定性和舆情的包容性，这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判断出现分歧，法治的作用在于，只要在合法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带来收益了，就能够得到法律保护。这样，投资者和创新者才可以基于法治形成对于未来回报的稳定期。此外就是舆情，如果经常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好”与“不好”的评判，也容易对政策导向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曾经社会对互联网平台进入社区团购买菜颇有微辞，觉得平台企业应该去努力攻克芯片制造这样的难题。但是，谁又知道在社区团购里积累的大数据日后不是珍贵的生产要素呢？相反，我们又如何让从事生活服务业的企业去造出他们从未涉足的芯片呢？

　　因此，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里，要防止行政力量凌驾于市场之上，政策管制即使合理，也应仅针对坏的行为和坏的市场主体，而不能针对全行业。前段时间出现的情况是，一些一刀切式的管制政策叠加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以及对于一些全行业的污名化的舆情，导致管制政策产生了全行业的打压。最后，一些行业被打趴下了，造成的反而是供给短缺。

　　面向未来，社会各界要充分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看到服务业对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第一，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与一、二产业相比，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一些基于平台的生活服务业，因为进入门槛不高，还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期，发挥了稳定就业的“逆周期”作用。

　　第二，服务业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当前中国存在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低的现象，服务业相对劳动密集，比制造业更有利于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服务业有助于提升生活品质。人们经常抱怨城市生活质量不高，我们希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正是能够顺应需求的发展，能够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一些新的就业趋势，例如基于平台的网约车、外卖员等，相关岗位的大量产生，正是由于城市居民对于生活便捷度有需求的表现。也恰恰因此，需要持续地呼吁，将从事城市生活服务业，但稳定就业和居住在大城市的人群“市民化”，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

　　第四，服务业发展还有助于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服务业比制造业排放和能耗更少，它是环境友好的产业。

　　第五，服务业发展特别依赖于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因此，也将驱动人口和经济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集聚，它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之下，人力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是人口的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之外的“配置红利”。

　　总体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确面临着复苏的困难，但同时也要看到结构调整的机遇。在重视制造业的同时，要摒弃提升制造业比重的惯性思维，看到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新趋势，看到服务业发展的不足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看到服务业对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这样，才能通过解放思想，顺应现代化趋势和后工业化时代，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体制性结构性调整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