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领导岗位吸引高学历人才，是近几年的一种时髦做法。不少地方在说明当地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时，也常强调其中硕士若干、博士若干，以证明其领导班子的“层次之高”，甚至在选拔干部时，学历高低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数。

　　重学历，求知识，是一种好现象。然而也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学历高就代表领导能力和水平高，进而这种错觉又被落实到“文件”、“政策”中，切切实实地变成一种选拔干部的“杠杠”，这就有可能走入误区了。

　　实际上，学历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与所有的能力都成正比的。学历与从政的关系更是如此。

　　在一些很专业的知识领域工作，的确需要很长时间的知识训练和积累，然而从政者虽然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但他所需要的能力与一个搞学术研究或科技探索的人所需要的水平，是无法比较孰高孰低的。市长未必能成为博士，博士也不一定能当好市长。因为从政者需要的是“通才”，学历却只代表学有所专；从政者表现出的是一种全面的领悟能力，学历却只代表具备一定的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更何况，在各地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同是大学毕业，那些在机关或单位里脱颖而出、身兼要职的人，学历反而不如那些闲来无事、只啃书本、考这个博士那个硕士的人高。

　　当然，在保证于实践中育人、选人的前提下，干部能够不断补充新知识、提高学历水平，还是应该提倡的。现在的问题是，对搞行政管理工作的干部片面要求高学历甚至以此“划线”，会引发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

　　一是浪费了人才。从政者学历高、知识多，当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有时却是一种浪费。北京一名牌大学毕业于精密仪器专业的博士，毕业后被招到某县经委试用，之后正式成为县招商局副局长。据说县领导对他的评价是：“实干，有能力”。能胜任县招商局副局长当然也是一种能力的发挥，但对于他多年所学的专业来说，未免是“大材小用”。

　　与此类似，某市公开招聘十几个局、委、办的副职，来应聘的有不少是学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并不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而且多看中了计委副主任，因为权力大。这些高学历者的学历，对他们上任后的行政工作究竟有多少裨益，值得怀疑。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县长、乡长乃至“村长”都是学士、硕士乃至博士，但目前我国高学历人才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吗？这是一种人才的“高消费”，当然是一种浪费。

　　二是引发了造假之风。近年来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贪官学历越来越高”。南方一家报纸报道说，上海在去年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更有众多的“研究生”名列其中。

　　学历高的人也可能成为贪官，这不奇怪。问题在于，近几年，在文凭成为当官的必要条件、高学历常常成为提拔的必要筹码后，不少贪官污吏就开始在学历上动脑筋了。反正他们手里有权，拿公款不在话下，拿“私款”也出得起。更重要的是一些高校只管创收，不与“补文凭”者为难，各种名目的以各级干部为对象的培训班、函授班、研究生班如雨后春笋，批量生产“高学历人才”。虽然实打实的“博士市长”不多，“市长博士”却很容易就出炉。因此，贪官的学历才莫名其妙地升高了。胡长清就曾通过自己在某名牌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学位证书，随后就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树立起了学者领导的形象，一时仕途更加看好。

　　三是会出现错误的用人导向。对干部的任用和提拔过于强调高学历，往往会挫伤那些重实绩、不图虚名的干部的积极性。要鼓励干部加强学习，应该通过考核干部的工作实绩来体现。只要考核科学、合理，当干部感觉到原有知识已不能满足本职工作需要的压力时，自然会主动学习相关的知识，进行“充电”。否则，不管干部的高学历是否有用，只片面追求“知识结构”的高层次，甚至出现“学历高则仕”，就有可能像伯乐之子那样，按图索骥，欲找千里马，最后却得到一只“蛤蟊。

　　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既有货真价实且专业与其领导职能相匹配的学位，又有实际的领导才能，双管齐下，于政于民倒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这样的高学历领导当然越多越好。 （《时代潮》2001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