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科大校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前没有叫“科学技术大学”的，这个叫法是有特别用意的，就是把“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当时创办科大的时候，老科学家们已经看得很远了，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结合的重要性，这几十年的实践也充分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

　　第二是系名。科大的系名都是很特殊的，1958年建校时的系名：1系，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2系，技术物理系；3系，化学物理系；4系，物理热工系；5系，无线系，力学与力学工程系；8系，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9系，稀有元素与地球化学系；10系，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系；11系，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系；12系，生物物理系。这是我们建校时的系名，等我进校以后变成了13个系，又加了地球物理系。到了1959年，又加了一个科技情报系。

　　另外，我认为很重要的创新体现，就是我们的学生进校就要作科研。科大建校初期就重视科研，当年我们一年级时去掏过大烟囱里面的烟灰，提炼半导体原料硅，二年级时参加建造化学激波管，我们58级力学系的同学还放了一个小火箭。科大一直保持这个传统，在这一点上是很有特色的。

　　最后，我认为科大教学理念上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特别强调数理基础。为什么科大有很多的学生毕业后做得那么出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的数学、物理基础打得好。这是当年老科学家们为科大培育人才制定的教学理念，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使人受益无穷。

　　1973年我到浙江省招生，当时读书无用论盛行，交白卷的是英雄。人家都招毛选学得好的，劳动好的，而我们招的却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另一件事，1975年开化学教育工作会议，各个高校化学老师在一起交流上什么课。科大老师说我们开了结构化学课讲了薛定谔方程，他们听了非常惊讶，怎么你们还敢讲这么基础的东西呢？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课是不能上的，一定要讲应用，到车间里去找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拿到课上来讲，他们认为我们这么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就是我们科大的精神，在那样的形势下，我们还是坚持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

　　创办了少年班。1978年，科学的第二个春天来了，科学家们又一次扬眉吐气。这时候很多新鲜的事情出来了，比如说江西有人反映，一个叫宁铂的小孩，很小就会背唐诗、下围棋，非常聪明。渐渐地，类似的信息都传送到了中央，又转到了科学院。科学院让科大去考察，这事情就轮到科大头上了。还有那时李政道他们回来，向中央建议要像培养芭蕾舞演员一样培养科技人才。因此，科大提出办少年班,探索培养智力超常少年的途径，得到科学院的批准和支持，这里有着很多创新的理念和举措。科大办了之后，全国很多著名高校也先后办了十多个少年班，现在都没有了，只有科大坚持当初的理念一直在办。

　　办了少年班以后不久，科大又设立00班。1978年，科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1983年，国家第一批博士在人民大会堂颁发毕业证书，这18个博士里面科大的就有7个。

　　我觉得以下两点值得说一下。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当中，科大做的一件事情是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就是把多方面的钱合起来买一个大的“玩意儿”，建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用。

　　另一点是我们的办学目标不随大流。就是科大到2018年要办成“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大学，这样的提法也是一种创新思维。

　　科大建校这些年来，最重要的是有创新理念和创新措施。最主要的理念有两个：一个是学科交叉，另一个是打好基础。

　　科大的创办者们当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创建了科大。1958年初春，力学所钱学森所长、郭永怀副所长和杨刚毅党委书记三个人讨论如何把这个研究所办好，认为培养人才很重要，提议要建一个星系航行学院，然后就报告给了郭沫若院长。院务会议一讨论，很多老科学家都同意这个提议，都要求培养学生，干脆就决定由科学院来办，取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以在1958年的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同志给副总理递交了创办科大的报告。5月9日交报告，6月2日中央书记处就批准设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真是很快的，是小平同志亲自批的。 9月20日定为开学典礼的日子，6月2日才批准，怎么建校？这里就需要拼搏的精神，真是在拼命了。学校在哪里呢？我们的郭沫若校长起了大作用，他找了北京市委，很快他们把原马列学院的院子也就是玉泉路19号拨给了科大。解放军政治学院把最靠近科大的西南角的两幢楼借给我们做学生宿舍。教师又从哪里来呢？每年都有毕业生分配到科学院研究所，1958年很多毕业生到所里报到时，行李还没有安顿就被转送到科大报到了。

　　第二个时期是下迁合肥，开始了第二次创业。1969年秋，当时铁道兵在学校“支左”搞“”，要火车车皮很容易，这样就把全部家当都往火车上扔，一路拉到合肥来了，连加速器防辐射用的大水泥块都拉过来了。谁知道几个月以后只背铺盖卷找不到落脚地方的学校又回北京了，可是我们的东西全都拉走了，校园成了铁道兵司令部的招待所，回不去了。

　　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仪器设备都堆在图书馆、121楼等地方，师生们被赶到马鞍山钢铁厂、淮南煤矿等地搞一打三反运动，天天开批斗会。我是1970年5月从马鞍山被学校抽调到基建办公室，把我调回合肥是很开心的，不用参加批斗会了。我们到处联系施工队伍，跑钢材、水泥、砖头、沙石，开始建设学校。我们的化学楼是1974年开工，1976年建成的第一个教学用房。有了这样顽强拼搏的精神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们今天还应该继续发扬这种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现阶段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的第三次创业。表现拼搏精神的事情有很多，我这里只强调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在合肥办学最困难的是什么？最困难的是怎样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因为科大在合肥，不在首都或沿海大城市，地域缺乏吸引力，所以我们的人才状况比起北大、清华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费了很大的心血，形成现在的师资队伍，是经过努力拼搏奋斗才有今天状况的，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长期以来，科大形成了非常好的学风，同学们都非常刻苦努力地学习，这在全国都是闻名的。同学们努力学习，所付出的辛苦是不会白费的，毕业后我们很多校友都有着骄人的业绩，我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几个。

　　62级的尹志尧校友曾任美国一家生产芯片的半导体设备公司的副总裁，中国人能做到大公司的副总裁是非常少有的。

　　77级吴奇校友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现兼任我们学院院长，在高分子溶液性质和胶体稳定性方面有突出成就。

　　77级刘修才校友1994年回国后创建凯赛生物产业公司，任董事长兼CEO。公司总部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投资额约2亿元人民币，在山东生物产业基地的投资额愈10亿元人民币，2006年又完成融资7800万美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以生物法生产长链二元酸的企业。2002年刘修才出资20万元人民币，在科大设立“MEDY奖学金”。

　　81级江平校友毕业后分别深造于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和斯坦福大学金融系，现已是华尔街上业绩出众的三位中国人之一。

　　82级卢征天校友因其在原子陷阱追踪分析方面的重要贡献，获2000年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

　　82级夏幼南校友现为华盛顿大学教授，荣获2005年度贝克兰奖，该奖被认为是美国材料化学界最高荣誉，夏幼南也是该奖设奖60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亚裔科学家。

　　82级范立校友是第一位拿到全日本博士优秀论文的中国大陆的学生，他36岁成为日本最年轻的正教授，现已是日本催化能源界的头面人物。

　　88级杨培栋校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已是著名的年轻材料化学家，获得多项大奖。

　　89级崔强校友，1989年进科大，2001年26岁就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助教授，前年获青年科学家斯隆奖。

　　现在就连20世纪90年代进校的校友，如90级的黄雪飞、齐明浩、金荣超、李良时，93级的崔屹、吴屹影，94级的李小松都已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助理教授了。

　　创新、拼搏，这是我们科大两个很大的精神特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来科大考察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科大办学模式要很好总结，中国科大建校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了国家的一流大学，是超常规的发展，1963年以来的毕业生当选两院院士人数居全国高校之首。科大师生非常用功，学风扎实，这么多院士都是奋斗和创新出来的。我觉得陈至立同志确实很了解科大，简练的总结也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我们要加倍努力和珍惜，继承和发扬我们良好的传统和作风。